在徐州师范学院求学的1959—1963年是我一生中特别珍藏的岁月。在这四年里，我明确了自己的理想，并为实现理想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正如今年4月我在《魂牵梦绕大学时》中所写：

 

耄耋回首过往事，魂牵梦绕大学时。鼓足干劲争上游，团结奉献建徐师。

 

言传身教育新人，卧薪尝胆觅真知。有幸耕耘一甲子，无憾践行当年志。

 

确立三观明志报国

 

大学时期我最重要的收获是确立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我出生在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1947年我和二哥开始上学时，父亲已失业两年，家庭生活更加困难。幸好1949年初家乡解放，父亲有了工作，但仍困难重重。四年级开学时因没钱交学费，我和二哥未去学校报到，是老师跑到我家来动员并且免了学费，我们才得以继续上学。

 

1950年我大哥以第一名考取南京大学化工系，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化学兵学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天津大学、防化学兵部科学研究所深造，毕业后在国防科研单位工作，1955年授技术中尉军衔。

 

大哥参军后，政府给我家每月补助100斤大米，直到1955年部队改为薪金制后才停止。我读中学的6年均享有人民助学金，大学4年国家免除所有师范生的学费和伙食费，学校还给我每月2元助学金。我将其中的1元用来理发洗澡零用，省下1元留作交书籍讲义费，毕业时学校还一次性给我免去了尚欠的20多元讲义费。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我就不可能读到大学毕业，也不可能有我们全家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一直从内心深处感谢党，感谢人民。但我真正明志报国是在大一。

 

1959年高考，我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既因喜欢数学，也期望能到北京见我的榜样大哥，但非常意外地录取到新建的徐州师院数学系。接到通知我病了一场，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因为学生宿舍未竣工，报到延期至9月下旬。我和顾次谊同学一道自带行李从南通乘轮船坐火车两天两夜才到达徐州，当我们在深夜精疲力尽地走出火车站时，想不到吕月秋老师还等在出站口，我第一次感到了徐师的温暖。第二天上午班主任任绥丽老师就到宿舍看望大家，下午张乃怡同学带我在新教学楼走了一遍，学校比我预想的要好。入学教育过程中校领导的讲话、孙纯一主任对数学系教学计划的介绍，使我看到了希望。到校后得知我高考数学满分总分高分，但要我去医院体检，说我档案里没有体检表，又心生疑团。直到一年后我入团时，组织上要我说明档案中关于参加“少翎（足球）队”和“办地下刊物”的问题，才知道自己被诬陷了。1986年校庆活动中，原系党总支书记毛永春说：“周明儒，你知道你是怎么录取的吗？当时第二批录取快结束了，省里拿出了20几份仍没人敢要的材料，希望大家再看看。我看到你的材料后，感到不取可惜了，就取了你。事实证明我没有看错人。”

 

录取到徐州师院，我痛苦过，但没有自暴自弃。父母的叮嘱、好友的安慰，大哥大姐来信鼓励，使我认识到：再好的学校里也有不好的学生，再差的学校里也可以有好学生。特别的是，当时“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我生活在一个意气风发、奋发图强的大环境里，既然读师范了，就要做一个好老师。

 

苏联小说《天职》也启示我：做一个称职的老师是天大的职责，我立志成为一个“被学生们爱戴和怀念的好老师”。在学习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后，我以“谦实刻韧持之恒，不做皮厚腹空人”作为座右铭，从德、智、体、美、劳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卧薪尝胆奋发图强。

 

当时我们分甲、乙两个大班，各有一个固定教室；大班又分为1、2、3、4小班，各自开展日常活动。我在甲（1）班。大一时我被指定为数学分析课代表；大二时担任班级宣教委员；1960年12月18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三时班委会改选我获全票，被系党总支决定担任班长至毕业。

 

刚入学时，生活比较艰苦。我们宿舍11人中只有1人有热水瓶，冬天我也是用冷水洗脚。大学4年间，我只回家一次，只去过一次电影院，衣服鞋袜破了自己补，棉被自己洗、套，并帮助同学。1960—1962年国民经济极其困难，有一年多我们全吃山芋、玉米、高粱、豌豆等杂粮，食油很少，最少时每人每月只有一两计划。学校一度给我们每月发半两油票，因为凭油票才能买糕点、油条。但无论多难，国家也保证了我们每月33斤粮食定量和8元伙食费（毕业前增至13元）。当年于从文院长有一次在大礼堂的讲话至今难忘。他手里拿着从地上捡到的同学扔的山芋，一边说着这山芋怎么就不能吃了？一边当场就将山芋吃了。领导和老师教育我们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我们也经受了考验，磨炼了意志。

 

大学四年我们参加了很多劳动。第一学期几乎每天下午都劳动建校，修建运动场地、道路、植树，寒冬和徐州人民一道在云龙湖挖土修筑北岸长堤。1960年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开工建设，我们在凤凰山上植树。1961年到十里铺和农民一道夏收，1962年冬天去三张茂，和泥做砖，垒房建农场。这些劳动磨练了意志，也培养了对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情感。

 

1963年，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 的号召，雷锋成为我们的楷模。我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身，给党组织递交了我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并在毕业分配填报志愿时报名到新疆工作。当时同学们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的志愿，干部带头，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王金有同学分到内蒙；朱信国、王礼善、朱裕彪、汪瑞五、朱炳祥同学分到新疆，他们为建设边疆无私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言传身教师恩难忘

 

虽然我没能进名校，但庆幸的是我在徐州师院遇到了一些即使在名牌大学也未必能够直接受教的恩师。他们勤奋敬业以及高尚的师德使我懂得了做人的真谛，他们言传身教授业解惑给我打下了扎实的从教基础，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

 

因错划“右派”而到徐州工作的李绪文先生是当时我系仅有的两位副教授之一，他给我们精心讲授了数学分析、复变函数和实变函数。北师大研究生班毕业的张禾瑞教授的高足席德茗老师精细讲授了高等代数和线性代数，还有江苏师院的优秀毕业生缪正忠老师讲授的解析几何与常微分方程，徐冠文老师讲授的微分几何，周素芬老师讲授的概率统计等，给我打下了高等数学基础。有多年教学经验的王恩雨先生讲授的初等代数研究、陈达先生讲授的初等几何研究、杨学渊先生讲授的几何基础、赵盛我先生讲授的测量，使我可以胜任初等数学教学。从北师大研究生班进修回来的章仲英老师开设的计算数学选修课和南大毕业的马意海老师开设的偏微分方程选修课，开阔了我的眼界。

 

特别难忘的是1962年暑假，我在刘百川先生指导下第一次当老师。当时校工会和教务科协同办了个“教职工子弟暑假补习班”，将本校教职工读初中的子女，按就读年级分班，复习、梳理已学中文、数学和外语知识，帮助他们加深理解，打牢基础，弥补欠缺，提高水平。补习班由吴耀中老师总负责，刘百川先生负责教学指导和管理。学校从大三学生中挑选了教师，中文系有吴汝煜等三人，外语系两人，数学系是戴朝寿、田长宏和我，我在初二班教数学。一个月里，刘百川先生对教师和学生的极端热忱，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给了我极深的教育。我第一次看到了还有这样好的老师，学到了应该如何读书教书，如何做人育人。

 

当年刘百川教授已经59岁，被错划右派还未“摘帽”正式恢复工作（我们当时不知道），但每天到得最早的总是他，到了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每间教室的门窗，他说：空气新鲜才有利于学生的健康和学习。每天走得最晚的也是他，他不仅要求我们放学时把教室的门窗关好、锁好，而且还要亲自到各班检查，他说：夏天天气变化大，不要因为疏忽，公物受损。

 

刘百川先生要求我们在开始上课前，必须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作一个摸底测验，并和每个学生谈话，了解他们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要求。上课时间，他总是到各个班级去听课，并在课后讲评，指导。有一次，我在课上发现一个学生没有听懂，就耐心地对他解释，一遍又一遍，他还是没有懂。课后刘先生对我说，课堂教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面向全体学生，照顾多数，兼顾少数”，切忌把精力集中到一个或几个学得差的或学得好的人身上，对少数学生的“因材施教”主要应当在课外做到并做好。

 

有时，我在课上讲得偏快或偏深了，他对我说，青年教师往往容易把学生估计过高，以为自己知道的学生也能理解，这个问题要注意克服，备课时，要多想想学生可能会怎么想？有一次，他发现我用手擦黑板上写错的字，课后对我说，老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都是示范，讲课时老师随便涂改，学生做作业、写作文时也就会随便涂改。写错了，必须用粉笔擦擦干净。他还要求我们，在备课时要考虑讲课时如何板书，要有板书计划，最主要、最重要的内容尽可能保留在黑板上，以便学生多看，也好做课堂小结。他还特别要求我们，在上课前必须定下心来，他说：只要走进课堂就要“忘我”，不可把个人的喜怒、烦恼带进课堂。

 

在我们几位任课教师中，吴汝煜经常向刘百川先生请教治学的经验，我和戴朝寿则对教育方面的问题感兴趣。每天下班后，先生总要和我们交谈个把小时，他极其丰富的从教经验和生动风趣的话语，常常使我们听得如痴如醉。他说：没有教不了的学生，只有不称职的教师。教师取得学生的信任最重要，但教师也要让学生感到他也是被信任的。他举了不少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他多次强调教师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不得对个别人有特别的亲近。对个别人的偏心，必然会失去大家的信任。他还指出：学生畏惧严厉的教师，尊敬有学问的教师，信服言行一致的教师，喜欢与学生打成一片的教师。一个教师应当有多种面孔，该严厉时严厉，该随和时随和。但教师学问好、有信誉则是最基本的。他还一再强调：教育无小事，教师无小事。当一个教师必须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这一个月的锻炼，使我终身受益。半年后，我很好地完成了教育实习工作。当时我担任八中实习组的大组长，不仅要在初一上数学课，还临时接替该校老师上高一数学课。几十年来，刘百川先生的榜样一直铭记在我心里，指导、帮助我踏踏实实地学习工作，认认真真地教书育人，做一名称职的人民教师。1989年吴汝煜病重，我去看望这位已经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学友，他还在病床上深情地感念当年在暑假补习班期间刘百川先生就治学方法对他的宝贵指导。

 

毕业50周年时我写了一副对联：言传解惑育芬芳桃李遍四海，身教垂范留清纯品格惠千秋。师恩绵长，这是我对母校老师们的由衷感激，也是他们一生的写照。

 

刻苦学习增强能力

 

当年的徐师，虽然新建，但志存高远。数学系的要求是“学南大”，教学大纲靠近，教材也尽可能用苏联名著，如辛钦的《数学分析简明教程》，普里瓦洛夫的《复变函数论》，艾利斯哥尔兹的《微分方程》，那汤松的《实变函数论》。

 

当年学生多，师资不足，还有老师到外校进修备课，辅导老师也紧缺。我们班从第二学期起，期末考试前就由课代表在班里给大家复习供参考；二年级后又开展“一帮一，一对红”活动，尽可能安排学习好的与学有困难的同学相邻而坐。三年级开实变函数，授课的李绪文先生过去没有学过，那汤松书上的习题又难，我和王戈平等同学就组织了一个读书班先自学，比教学进度超前一、两章，和李老师交流学习心得，并将我们解答的习题交给李老师审阅，供他参考。

 

我原来学的是俄语，姐夫送给我一本俄文《微分方程》，其中译本恰好是我们的教材，我就直接看原著，听课也尽量用俄文做笔记，并对中译本做了校订（毕业后我跟缪老师辅导时将勘误表印发给了学生）。四年级时，我还和王戈平合译了苏联数学科普小书《等周》。鉴于中苏关系紧张，我从大三开始自学英语，因为没钱买，就手抄了《英汉数学词典》，边抄边学边记。1985年评高级职称需要考外语，我选考英语而非更有把握的俄语，1987年顺利地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访研。

 

1963年1月，我们系9位同学去南京大学参加全国研究生考试。我报考北师大范会国教授的复变函数论专业，只收一名学生。没有想到原来自己觉得最难的实变函数解答顺利，复变函数考得也可以，而自己觉得最有把握的数学分析四道题都很难，尤其是有道“求解Dirichlet内问题”直到听了偏微分方程选修课后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次考试给了我深刻的教育，自己知道的太少了！而周浩旋同学不仅自学了拓扑学，并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已连续两年因考生不理想而未招到学生的四川大学著名教授蒲保明的拓扑学研究生。周浩旋考取研究生的消息当时在全省高校引起了震动与热议。

考研同学合影（左起：前排王龙翔、王戈平、宣伯良、郭兆仪； 中排周明儒、周浩旋、戴朝寿；后排田长宏、李家俊）

因为四川大学需要周浩旋提交毕业论文，数学系领导决定我们这届毕业生自愿写作毕业论文。我当时在自学差分方程，质疑为何没有常微分方程的算子解法，克服重重困难构造了两类算子，完成了《用算子法求解线性常系数差分方程》。系领导从所写论文中挑选了周浩旋的拓扑学论文、王戈平的实变函数论文和我的论文，由孙纯一主任、李绪文、王佐国、章仲英等老师组成了答辩委员会，在大教室里进行了隆重的论文报告与答辩，校党委宣传部李泽芳老师还为此拍了照片（2012年我交给了学校）。答辩会后，于从文院长在办公室里亲切接见了我们，特别对周浩旋做了鼓励。

 

周浩旋1942年1月生于江苏常州，四川大学数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后评教授。1988年后定居美国，1993年获卫斯理大学博士学位并任教于Univ. Of The IncarnateWord ，1994年任正教授，2017年5月获终身荣誉教授并退休。其间六年获美国教育部及德州的基金；一次美国国防部的基金。2009年获美国数学会及德州分会的服务学生特别贡献奖。2017年11月24日回母校，并将所获服务学生特别贡献奖章赠送给母校。

周浩旋向数学与统计学院赠送其所获奖章

为了完成毕业论文，毕业考试前我未作复习，代数有道题答得不够好，得了我大学所有考试中唯一的4分（满分5分）。但经过考研和写毕业论文，我明白了“不要把分数看得太重”和“能力比知识更重要”的道理。大学阶段我培养的自学能力，形成的自学习惯，使我受益终身。工作中我自学了拓扑、泛函、数学物理方法、常微分方程定性与稳定性理论、奇异摄动理论，并形成了学术研究方向。60岁后我还自学了用Word、Tex等软件来撰写论文、教材，制作PPT课件。

 

大学阶段，我注意培养从教能力（语言表达、练粉笔字且用左手书写以备不测、作图画画、组织等），也在实际工作中提高社会工作能力。我加强计划性，坚持记周记、订计划，养成了良好的习惯。社会工作提高了我的组织、协调、沟通能力，培养了大局观，也增强了毅力和心理承受力。

 

锻炼体魄陶冶情操

 

1959年我校还没有体育场地，大一大二上体育课，先是跑到徐州市云龙体育场上，后来自己动手在中文楼北建了排球、篮球场，但需要大场地时或每年的校运动会仍要去云龙体育场。1962年学校才在数理楼和生化楼之间建了第一块比较正规的篮球场。当年虽然运动场地量少质差，但课外体育活动十分活跃，不少同学的运动水平也很高，如篮球高手沈延文后来成为徐州市的知名教练，长跑健将陈尚奎的校记录几十年后才被打破。

 

我因营养不良，又受过三次伤，身体瘦弱，毕业前还不到100斤。大三时读毛主席的《体育之研究》，深受启发，从1962年开始坚持适合自己的系统锻炼，争取能够“为祖国和人民健康地工作50年”。我清晨冷水浴，从云龙山东门跑步上山再从北门下山跑步回校；傍晚练体操。后来根据情况，练哑铃，拉扩胸器，打太极拳，长跑，打乒乓球等，一直坚持不断。毕业后我在校工作51年没有请过一天病假。

 

当年母校的文娱活动开展得也很活跃，班级和系科每学期都组织文娱晚会或迎新年晚会，校文工团有歌咏队、舞蹈队、乐队、话剧队等。从1962年起，学校每年举办一、两次大型文艺会演，排演了《黄河大合唱》等，每周周末一度还在礼堂举办交谊舞会。但绝大部分文艺活动是以大班或系科为单位进行的。

 

当时我班很多多才多艺的同学，大家自己教唱歌曲、排练小合唱、大合唱，还自编了校歌。我班有个乐队，最多时有近20人，组织者和指挥孙之权同学极具艺术天赋，他能熟练地演奏十几种乐器，毕业后在上海市中学教音乐。朱维云、张裕才等同学的器乐演奏与演出水平也很高。大家互教互学，增长才艺。我班乐队排练、演出过《花儿与少年》《步步高》《喜洋洋》等，还应邀走出校门演出。乐队的几位核心成员组成的小乐队还多次被徐州市委、市政府邀请到市交际处（南郊宾馆）为舞会伴奏伴舞。

 

我班一些舞蹈功底很好的同学，排练、演出过“鄂尔多斯舞”“花儿与少年”“采茶扑蝶”“拔萝卜”等。1961年，有位原部队文工团的团员在我校学习，她指导数学系排练了大型舞蹈《蝶恋花》，在学校文艺汇演中获得巨大成功，引起了轰动，并应邀到解放军驻徐部队演出。其中有庞涟云（饰嫦娥）、曹学俊（饰柳直荀）和朱兆辉等，1958级学兄廉少纯则饰吴刚。

《蝶恋花》演出团队留影

同学中还有韩扣梅、包湛进、张桂兰、李家俊等曲艺戏曲人才，演出的黄梅戏《打猪草》，苏州评弹小合唱“六十年代第一春”“杜十娘”，梆子戏《花木兰》，山东快书、相声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1962年下半年，中文系师生在学校礼堂演出了大型话剧《屈原》，取得极大成功，青年屈原由同学扮演，中老年时代的屈原由郑学弢老师扮演，给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学生会文娱部还成功排演了《阿Q正传》，我班胡家光还主演了话剧《动荡的年代》。

 

我没有文艺才能，只是在中学音乐课学了简谱，高中时学过拉二胡，吹笛子和口琴。读师范后，为了当一名好老师，我也注意提高自己这方面的能力，简谱歌曲自己学唱，并在乐队学了打扬琴。1961年4月1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吉隆滩登陆，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上街游行声援古巴人民，我们班在街头演出了活报剧，胡家光扮演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我扮演国务卿腊斯克。

 

从入学至今，60多年过去了，当年母校师生鼓足干劲争上游，团结奉献建徐师的情景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当年母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倡导学生又红又专全面发展，促使、帮助我们在德智体美劳能各方面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使我们在毕业后能够行稳致远。

1963届徐州师院数学系同学毕业50周年再聚首

我校数学系1959级共有177名同学，现有信息的136人，其中108人健在，55人在微信群里保持联系。这届学生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工作，涌现了一大批先进、模范，其中有：全国优秀教师施文美、王义簪，全国煤炭系统劳动模范、山西省劳动模范曹学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王戈平、戴朝寿、汪瑞五、夏有璞，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王戈平、周明儒，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周明儒等。在所有毕业生中，我们至今没有发现贪、腐、坏分子。

（作者简介：周明儒，男，1942年生，江苏南通人。教授，硕士生导师，曾任徐州师范大学校长。1963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数学系并留校任教，1980-1981年在南京大学数学系进修，1987-1988年在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数学系访问研究，1993年8-9月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访问研究。从事应用微分方程及数学教育研究，系中国数学会奇异摄动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江苏省数学会副理事长。）

来源：江苏师范大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