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到我这个年龄的人，大都有多次搬迁的经历，而我成长和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搬迁。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毕业留校任教，从学生宿舍搬到教工宿舍，和3位青年教师同处一室。那时的徐州师范学院占地面积不足两百亩，师生员工加起来不到3000人。很多成家的青年教师住的是筒子楼，每家有15到20平米不等的房间，厕所公用，厨房就设在走廊里。每到做饭时，锅碗瓢勺奏鸣曲响彻楼道，饭菜的香味引得我们这些尚未成家的青年教师垂涎欲滴。

留校不久我就到厦门大学进修。那时厦门大学的住宿条件也十分艰苦，五人同住一间15平米的宿舍。由于经常停电断水，我们要到井中汲水。尽管条件艰苦，但是大家都心无旁骛地读书学习。如今同室的几位多成为著名学者，如清华大学的李伯重教授、厦门大学的杨际平教授、北京工商大学前副校长刘秀生教授等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享誉中外。

一年后我转入北京大学进修，但一时无法解决住宿问题。当时好友商传教授（后任中国社科院社会史研究室主任、明史学会会长）就读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他主动将其在研究生院的床位让给了我（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暂借北京师范大学校舍）。于是我每天清早都要乘坐公交车从北太平庄赶往北京大学听课。不久，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搬到北大25号楼，有了一个18平方米的单间，租金每月9元。在北大期间，我得以聆听了商鸿逵、阴法鲁、张传玺、祝总斌、郭心晖等先生的授课，有时也到社科院礼堂听谢国桢先生讲《中国史学史》。

在厦门大学和北京大学进修期间，我感受到了两校中青年教师住房的狭小和简陋。记得一次我去拜访北京大学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他们一家四口竟然住在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筒子楼里，儿女的床铺中间只能用布幔来隔挡，当时全国高校住房条件的紧张由此可见一斑。

1980年7月进修结束，我返校任教，不久领了结婚证，但申请婚房始终没获批准。眼见婚期已到，系领导决定腾出一间办公室做临时新房以解我的燃眉之急。这间临时新房就位于云龙校区原中文系所在楼的一层，房子里还有一台据说是罗马尼亚产的20寸黑白电视机。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奢侈品，新婚第二天还有不少教工子女吵着要到我的新房看电视。

开学后办公室无法居住了，于是就有了第一次搬家，搬到师院北院(今帝都大厦）一间9平方米的宿舍，与中文系李成蹊教授为邻。这间房子仅有面北的一扇窗户，只能放置一床、一桌和一橱。由于不通风，盛夏时天气酷热，便在室内放置一大盆凉水以降温。

一年后学校调整住房，我幸运地调整到东院11号楼一间16.8平方米的旧房。与朱崇业老师和袁成兰夫妻为邻。这时师院党委谢承炤书记亲自决定由我担任臧云浦教授的助手。臧先生家在苏州，但为了支援苏北的教育事业，他长期过着与师母分居的生活。作为一位资深教授，最初也只有一间18平米的居室。后来书越积越多，学校又特别照顾其一间9平米的房间做书房。他为人正直、谦和，一生努力工作、潜心研究、精心育人。他常常勉励我“工作要勤，待人要诚，做学问要精”，并购买《史通》赠送与我。从那以后我花了多年的功夫潜心研究刘知幾与《史通》，先后发表了20余篇相关学术论文，其中有7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心复印。我的助教工作整整做了9年，此间，我于1983年至1985年间又获得一次难得的深造机会。

当时教育部为了解决高校历史文献学师资短缺的问题，下文委托华中师院（今华中师范大学）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教授开办历史文献研究班，我有幸参加了这个班的学习。

华中师院的住房条件也十分紧张，我们4人一室。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张先生专门找章开沅校长特批了一套煤气灶，供我们热饭、烧水用。张先生主办这个研究班本着博采众长的原则，先后延聘了刘乃和、章开沅、熊铁基、张岂之、冯天喻、肖萐父、仓修良、周大璞等著名专家学者授课。此次学习，基本奠定了我日后研究的方向。这个班的同学后来有的做了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系主任、古籍所所长，更多的成为历史文献学教学和科研的骨干。

1987年职称评审解冻，我被评聘为讲师，搬进了东院9号楼25平方米的两居室。房间大了，有了放置书橱的地方，也就有了比较安静的读书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原有的硬件设施已经无法适应进一步发展的需要。1984年，学校决定在徐州南郊牛头山东麓征地建设一分部，经过3年的建设，基本初具规模。1989年，徐州师专并入徐州师院，在师专原址（位于徐州南郊侯山窝）上成立二分部，由此形成了一校三点的办学格局。历史系于1990年7月搬迁到二分部，由于当时办学条件简陋，所以学生戏称二分部为“侯山窝大学”。这时教工宿舍的建设也加大了力度，学校分别在今云龙校区的东院、二分部、积翠新村等处建了一批新宿舍。

1989年我再次搬迁至积翠新村一套34平方米的两居室，我的邻居是中文系韩陈其副教授。一天，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董事长高本钊先生突然造访韩老师家洽谈出版事宜，仓促之中，韩兄借走我家的圆形餐桌和白色桌布，并从我家拿上一盘水果以应景。后来见面聊及此事，还引为笑谈。在积翠新村一住就是8年，我先后完成了《中国历史要籍研究资料辑要》《自然·思维·人生》等书的编纂。1993年我被评聘为副教授，不久开始担任历史系副主任、主任，在系主任岗位上一干就是8年，此间实现了历史专业硕士点零的突破。

1997年第五次搬迁，我住进了今云龙校区东院10号楼三室一厅的居室，从此有了单独的书房，开始潜心完成早已开始撰写的《中国辨伪学史》。该书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999年，我被评聘为教授。

2000年学校先后在一分部、二分部盖了几栋教授公寓，这是最后一批带有福利性质的分房。我有幸在二分部购得一套146平方米的四室两厅两卫的住房，一直居住至今。由于房间较多，便以两间作书房和工作室。在这里完成了我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研究”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多本专著，其中《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研究》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同时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

我在江苏师大工作了40年，经历搬迁6次。搬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校的发展变化，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发展的速度，同时也勾勒出个人的人生发展轨迹。今后还会不会搬迁呢？看样子还不会停止。

（作者简介：杨绪敏，1953年1月出生于江苏省睢宁县，1978年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并留校任教。曾担任徐州师大历史系主任，现任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兼任徐州市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江苏省历史研究会理事等，为中国古代史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论著有：《中国辨伪学史》《中国历史要籍研究资料辑要》《自然·思维·人生》《徐州历代名人评传》等，在《光明日报》《史学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集刊》《江海学刊》《历史教学》《江苏社会科学》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